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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隨感(27)于丹與楊恒均

2020年08月13日 08:59吳青萍 A | A

    于丹與楊恒均

    我沒多大興趣看于丹的文章,知道她是因為90年代以來儒家文化回潮興盛后而走紅的,由此就對其印象不好。這篇楊恒均《于丹演講太胡扯了》介紹雖不詳細,但透露的信息也揭示了于丹那種傳統的不講邏輯的思維特點,那個“三八二十三”的禪機故事作為朋友們或者酒桌上的玩笑話尚可,但作為“世界華人文學研討會”的主旨發言則真是太掉價了。在這個問題上我贊同作者楊恒均的觀點,于丹宣揚的這種關系意識是落后的傳統意識,是與現代法治意識、契約意識格格不入的;而對如此落后意識的抬捧只能為中國十分艱難行進的法治腳步增添更多的絆腳石而已。

    “三八二十三”故事寓意的中國文化精神究竟如何評價,有人說是愚昧落后的代表,有人說是博大精深的體現,大家自己怎么看呢?要我說還是愚昧落后。其實質就是不講科學不講規矩不講原則,本質是反現代化的思潮啊。這么評價可能仍然有人并不理會不領情,甚至還有芥蒂未解的。什么芥蒂?無非是現代化發展過程中一些生態破壞,環境污染、精神問題等等,似乎是傳統社會所沒有的,卻被現代化造成了,由此就影響了人們的幸福指數。未必喲。看看現代化搞得好的發達國家,這些問題卻是很少的,為什么呢,根子還是我們自己的思想跟不上了。

    講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應該是與于丹崛起的時代同興同起的思潮。包括楊恒均的文字里也似乎能夠讀到。比如他就建議這個會的發言應該由那些學富五車的海外學者來談其精心準備的學術成果。還有那位腳踏中西文化的林語堂,似乎也是博大精深的一個亮點,但那是傳統(解放前)培養的……呵呵,似是而非呀。我在想,中國文化真正能在現代化中一領風騷的未必是海外華文研究者或者傳統林語堂之類啊。為什么呢,因為從各個方面收集到信息來研判,它們里面未必能夠看到現代化思維基礎上急需的科學、理性、邏輯、原則等,如此博大精深無異于情感賁張喲。

    楊文中透露的眼下大陸思想(界)問題也能引人共鳴。比如華人研討會組織者以于丹為思想翹楚自以為是的官僚主義做派,還有出版界條規森嚴思想僵化,姓社姓資分線劃陣的混賬,于此真與一切沒落顢頇的管理方法無出二轍……其實放眼望去,還有許多許多,比如那種煞有介事的文化安全問題,真好像我們純潔的思想心靈在開放中不注意保護,就要被資本主義腐朽精神毒害似的;我們民族的傳統思想體系不注意保護,就要被資本主義侵蝕似的。還有主要依靠國家資金扶持的孔子學院,似乎就是中華文化的精華似的,好簡單的問題,自己國內幾千年都搞不好,送到國外就能搞好嗎?!還有什么照本宣科的讀書學習,學的東西先進性怎么樣,怎樣允許超越它的先進東西出現?

    和于丹比起來,楊恒均的文字東西我倒是讀得較多的,我對他身在國外,卻能經常關注國內事情,寫了許多中肯地揭露問題的文字持贊賞態度。楊自稱是個“民主小販”,也經常表達他對中國民主政治怎么做的意向,可惜其思維總體上缺乏理性理論性,其辦法無一例外還是眾人那種搞多黨制、普選的思路,并且以為那是實行中國民主政治的不二法門。我看此類膚淺模仿照搬自以為是的民主思維文字太多,漸漸也失去了與之深入探討的興趣,但楊恒均畢竟不同,他的海量文稿連篇累牘見諸于媒介,于是幾次也激起我與之商榷的沖動。為了提高效率,我總是從一些具體的發問來促成討論,可惜楊屢屢接不到它,甚至答非所問,由之便作罷了。

    論證或者爭辯一個觀點,最好的辦法是用實例——大家都看得到的事實來證實或者證偽(應該盡量不引經據典,或者盡量不作一些留有明顯漏洞的空洞推理)。立論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或者批駁此論也應該如此。我先試著這樣批駁一下,不對不妥的地方,歡迎同好批判。

    文化(思想文化)博大精深的字面含義無非是說其知識(思想)的全面性、系統性和深刻性,特別重要的是其能夠給治下的人們帶來長期性增長的福祉(必須有一個客觀性的指標或者標準來作判定)。按照這樣的標準衡量,中國文化顯然很難夠上博大精深的。

    比如就最具思想性的哲學和科學來看,中國哲學所涉面就很窄,既沒有黑格爾那種思辨哲學,也沒有形式邏輯般的分析哲學、語言哲學等,這樣哪里還有博大可言呢。科學方面更是捉襟見肘。比如國人常以為傲的勾股定理僅能認知特殊三角形的各邊關系,而比其早100多年的西人畢達哥拉斯卻早已建立了任意三角、幾何學以至管理學、哲學等系統性的科學理論。

    從長期性的福祉增長來看,中國社會幾千年來明顯是長期循環停滯在農業社會,人均壽命一直在30~40歲徘徊。只有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引導下科學發展后,才有了工業革命,社會生產效率劃時代的提高,才有了充裕的物資供應,中國人的平均壽命也迅速提高到70歲以上。試想如果中國人一直按著自己這種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來治理發展,未必再過許多年代 就能夠“自然地”出現蒸汽機和工業社會的,那樣還有什么福祉可言呢。

    是的,黑格爾并不否認孔子及其觀念文化所具有的世間智慧(或者世俗智慧)。記得黑格爾在另處評孔子學說時,還將其比如成非洲部落專門司職道德和教育教化的巫師。也就是說,所謂世間智慧其實是人類各個族群所普遍擁有的智慧。你將眼界放寬到動物世界,這種實際或者經驗性形成的智慧也是普遍的呀(這種智慧應該還是來源于人與動物所特有的大腦。此論似也并不確切,請看捕蠅草雖然沒有大腦,不也有其獨特的生存智慧么)。當然動物的生活智慧畢竟比人類的還差檔次,但未必就沒有值得人類借鑒反思學習的地方。

    深層的問題在于世間智慧在人類長期性的生存發展發達中究竟處于何種地位擁有何種價值?反過來則是說超越這種世間智慧的智慧是什么,它們又是何種地位何種價值?比如黑格爾的思辨哲學,比如一些先進性宗教信仰所包含的系列性超越性思想觀念,等等。由于這些問題都是大大超越我們沉浸其中的傳統世俗文化視野之外的所在,因此即使明確提出,落在彀中的同胞們未必能有什么認識思考的。相反大家習慣的做法可能還是按照孔儒那樣敬鬼神而遠之了。所以然,思想便遠離我們民族而去咯。

    我確實長期性地思考包括民主政治在內的有關問題。就中國民主政治的操作性思路,早在1994年就曾發表過《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特點》、1998年發表過《論黨內民主監督》,以后還有多篇專論性文章。前面二篇,在網上都可以搜到的。總結我的這些觀點,確實與一般人想法不同。大體有以下個方面。1、提出了民主政治的概念定義(符合形式邏輯規范要求的);2、認定民主政治也是一種事物,也存在由低級往高級發展的過程;

    3、決定一種政治模式實施效果好壞的決定性因素是社會主流思想文化的品位高低;4、適宜性民主政治取決于其政治方式對其觀念文化的適宜性;5、中國世俗文化的政治特點以及當局的政治治理特征;6、如何適宜這種特點特征構造適宜性的民主政治模式,等等。因為這些觀點與一般人難以進行深入有效的討論,所以現在我一般很少具體再多說什么。你說到的民主方式有其新穎處,但不知道其操作性可行性理論性等方面是否進行了系統性思考?

    比如你設想的一人一票,具體是指普選嗎?如果是的話,我以為那是比較高級的民主政治(模式),未必就很適宜現在思想水平下的中國。為什么人家發明民主政治的地方剛開始時沒有普選,近2000年發展過程中沒有普選,直到上世紀中才開始搞普選,究竟是什么讓他們在推行普選民主方面這樣慎重漸進,而我們觀念文化如此落后的地方為什么就要一步到位開始便要搞普選呢?希望就此命題看到網友們認真冷靜深入系統的思考辨答。

    可悲處恰好是大家都認為多黨制、普選等于民主,不是多黨制普選就不是民主。而實際上當局要么在理論上為了避免群雄竟起天下大亂的歷史規律,而忌諱著不能搞多黨制普選,致使民主政治改革實際的停滯。要么則是勉為其難地將現行一些外衣式的政治粉飾為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甚至還有好事者將其推論為中國模式……如此種種,如此尷尬,如此糊涂,一切的一切,無非思想的落魄、創新的缺位、理論理性的不在場啊。

    “堅持自我”網友說懷疑普世價值是不對的,但并沒有說明白普世價值何指。聯系我的文字看,你可能認為“多黨制、普選等于民主政治”就是普世價值吧?我說未必。民主政治存在于這個世界已經2000多年,歷經各種實現形式的發育發展,多黨制是法國大革命后才出現的民主(高級階段?)實現形式;普選則更晚,是直到上世紀中才出現的民主實現形式(可能更高級吧?),將這些晚近時間的民主形式等同于全部民主政治,既是對此前民主事物的否定,也是自廢武功般地堵死了依照各自情況創新更為適宜的民主形式的路徑,請你想想看,它有什么合理性和普世性喲!

    歐洲確實也曾經經歷了戰爭混亂以至黑暗,但他們早已走出來了。中國是不是走出來了歷史曾經的戰亂黑暗呢?我們未必很有把握。有人曾經擔心,按照中國人一貫的(窩里斗)思維邏輯,文革之類的人禍很有可能再來。事實上,迄今為止,中國歷史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未必已經跳出來了。如此規律本質是中國落后觀念文化導引的結果。所以劉亞洲有句警言說得刻骨:西方的歷史是改惡從善的歷史,中國的歷史是改善從惡的歷史。不知道王波先生如何認識劉的這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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