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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炎培之問,毛澤東之答,回望那寶塔山上的塔檐下,風鈴搖曳

2020年08月13日 09:09曹建明 A | A

    1945年7月,為鞏固民主團結、促成國共談判,黃炎培先生等6名國民參政員,造訪延安。

    黃炎培之問,毛澤東之答,回望那寶塔山上的塔檐下,風鈴搖曳

    在與毛澤東主席交談時,黃炎培先生坦率地說:

    “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

    黃炎培先生的潛臺詞,當然是說,他看到了這個周期律,他就是想問問毛澤東主席:你們共產黨人,能不能夠跳出這個周期律呢?

    毛主席當時的回答,干脆而又果斷:

    “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夠跳出這個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那么,黃炎培先生的這個提問,正確嗎?

    毛澤東主席的這個回答,又正確嗎?

    幾十年過去了。

    如今,我們不能不抬頭,再次遠望著那寶塔山上的塔檐下,那搖曳著的風鈴,低頭,思考、再思考。

    首先,黃炎培先生所看到的這個周期律,不但是黃炎培先生看到了,我們的幾千年前的祖先們,也是早就看到了。

    《五行圖》與《河圖》,就是對這個周期律的兩種非常簡練的概括。

    黃炎培之問,毛澤東之答,回望那寶塔山上的塔檐下,風鈴搖曳

    《五行圖》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

    這一正一反,周期循環,這不就是一個周期律嗎?

    (老曹同時在《今日頭條》上開博,那邊圖文并茂,特別是老曹自制的圖象,有助于讀者加深對文章的理解。希望喜歡的朋友,前往關注:槐蔭樹下的老曹)

    黃炎培之問,毛澤東之答,回望那寶塔山上的塔檐下,風鈴搖曳

    《河圖》中,中央的三個陽五,分別表示本事物的第五個運動階段,以及本事物之外環境(父母)與內環境(兒女)的第五個運動階段。

    外面的兩圈點數,就分別表示本事物的處于外環境(父母)支配下,與外環境(父母)相愛相殺的第一、二、三、四個運動階段,和本事物獨立之后,處于支配地位,與本事物的內環境(兒女)相愛相殺的六、七、八、九個運動階段。

    所以,任何一個事物,都是在一個外環境性事物(父母)最輝煌壯麗的時候產生,而從與這個外環境性事物(父母)的斗爭,并且,取代這個外環境性事物(父母)的支配地位中,走向輝煌壯麗;然后,又在與自己的內環境性事物(兒女)的斗爭中,走向沒落與滅亡。這不也是一個周期律嗎?

    所以,周期律現象,我們的祖先們,是早就發現了。

    但是,我們的祖先們,早就發現了這個周期律,為什么又沒有阻止這個周期律,在我們人類社會歷史中的反復上演呢?

    這應該是由于,這個周期律,他們是無法阻止的吧?

    那么,黃炎培先生的這個提問,還有意義嗎?黃炎培先生的這個提問,還問得正確嗎?

    毛澤東主席的回答,又是正確的嗎?實行民主,就能夠跳出這個周期律嗎?

    其實,如果我們再看《五行圖》與《河圖》,我們就會發現,雖然事物的發展,是有周期性的;但是,這個周期性,并不是完全倒回、重復的,而是盤旋向上的。

    那么,這個盤旋向上,有終點嗎?這個周期運動的最終結果,會是怎樣的呢?

    《五行圖》與《河圖》,并沒有給我們一個終極性的答案啊。

    所以,黃炎培先生的提問,有意義嗎?這個提問,還問得正確嗎?

    毛澤東主席的回答,又是正確的嗎?民主,就能夠跳出這個周期律嗎?

    這一切,都還不能確定呢。

    這一切,都值得我們再次地認真思考呢。

    就讓我們,來回顧一下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從中找出我們中華民族歷史中的具體的發展規律,看能不能夠從中,得到一些什么新的發現,以期,給我們找到一個新的答案吧。

    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簡單說來,可以分為庖犧與祝融氏時代(距今8000-6500年)、女媧與神農氏時代(距今6500-5500年)、伏羲與金天氏時代(距今5500-4800年)、軒轅黃帝與五帝時代(距今4800-4100年)、大禹與夏商周時代(距今4100-耶穌元前221年)、秦始皇與漢唐時代(耶穌元前221年-耶穌元后960年)、宋高祖與宋元明清民時代(耶穌元后960年-耶穌元后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耶穌元后1949年——)。

    這其中,庖犧與祝融氏時代(距今8000-6500年),是一個殖民時代,也就是一個弱肉強食的動物性競爭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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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代的具體過程與情形,就是興隆洼文化和趙寶溝文化的主人庖犧氏部族,侵略中原,征服了河北、河南地區,成為祝融氏部族。

    他們正在繼續侵略山東地區的時候,被仰韶文化的主人女媧氏部族,聯合被征服的共工氏部族、以及正在遭受侵略的東夷氏部族給打敗。

    女媧與神農氏時代(距今6500-5500年),就是一個“斷鰲足以立四極”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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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媧氏部族聯合共工氏部族和東夷氏部族,打敗了祝融氏部族之后,就提倡“斷鰲足以立四極”。

    而這“斷鰲足以立四極”中的“斷鰲足”,就相當于我們現在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種政治理念;“立四極”,就相當于我們現在的“世界多極化”,是“斷鰲足”之政治理念下的一種具體的政治體制。

    這個“斷鰲足以立四極”的具體實行模式,就是當時的四大部族各據一方,大家和平共處,相互尊重對方的主權。

    為了維護這個和平共處的局面,女媧氏部族的首領,就通過向大家傳授農業生產技術,來積攢面子、贏得崇拜、建立“神權”。

    這樣就成了所謂的“神農氏”。

    “神農氏”通過“神權”——其實就是面子,來協調各方的關系,確保天下太平,大家和平共處。

    所謂的“神農氏炎帝”,其“炎”,上面一團火,表示“神權”——“太陽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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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一團火,就表示贏得“神權”的方式,就是向大家傳播刀耕火種的農業生產技術。

    “帝”,就是像用繩索捆扎柴薪一樣,將大家捆綁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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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積極支持神農氏炎帝利用“神權”進行工作的,就是共工氏部族。

    所以,共工氏部族的首領,也叫“后土”。

    “后土”就是“司土”,“司土”就是“司地”。

    “炎帝”“司天”,“后土”“司地”。

    “炎帝”,相當于后來的帝王;“后土”,就相當于后來的相士、丞相。

    炎帝和后土努力地維護這個“斷鰲足以立四極”的局面,長達一千年。

    最后,這個局面,還是崩潰了,中華民族,從而進入到伏羲與金天氏時代。

    那么,這個局面是如何崩潰的呢?

    我們從炎帝的八個名號和后土的三個名號,就可以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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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農氏炎帝時代,共有八代炎帝,分別是魁、承、明、直、麾、哀、克、榆罔。

    伴隨著八代炎帝,后土也有三代,分別是后土、信、夸父。

    我們從八代炎帝的名號中就可以看出,八代炎帝,是“神權”逐漸衰落,越來越沒有面子。

    而伴隨著炎帝“神權”的衰落,越來越沒有面子,幫助炎帝工作的共工氏后土,也是越來越失去人格,越來越沒有信譽。

    那么,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們通過兩個具體的事例,就可以看出其中的端倪。

    《帝王世紀》記載:“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箕文諫而殺之。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炎帝。營都于魯。”

    《山海經·大荒北經》記載:“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臺,射者不敢北鄉(xiàng)。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妭)[魃(bá)。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妭)[魃],雨止,遂殺蚩尤。(妭)[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為田祖。(妭)[魃]時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決通溝瀆(dú)。”

    這兩個記載的第一個是說:山東地區的夙沙氏首領,不給炎帝面子,還殺了提反對意見的箕文,炎帝沒有辦法,只好自認德行不夠。但是,夙沙氏的百姓們,起兵殺了他們的首領,而投靠炎帝。炎帝于是從淮陽遷都到山東曲阜,去重點協調山東地區的部落和諧事務。

    第二個記載是說:共工氏部族不允許一些狩獵部落,到他們的“神山”(北岳)上去打獵,從而得罪了一些不會從事農業生產,專門靠打獵為生的狩獵部落,以至于到了涿鹿之戰的時候,作為當地狩獵部落的女魃部落,站在“黃帝”(金天氏)一邊,而帶領“黃帝”(金天氏)的盟軍應龍,冒著狂風暴雨,去奇襲共工氏部族的盟軍蚩尤氏,導致蚩尤氏兵敗被殺。女魃部落的目的,無非是想得到沒有拘束的自由狩獵權而已。所以,后來黃帝(金天氏)安排他們從事農業生產,他們并不習慣,時而逃亡。

    這兩起事件的共同之處,就是神農氏時代,有強者和弱者發生矛盾,而炎帝憑他的面子,并不能解決這些矛盾。

    而正是這些矛盾的積累,才導致內憂引起外患,使得庖犧氏的后裔金天氏和朱襄氏,能夠卷土重來,再入中原,分別打垮了神農氏炎帝、共工氏夸父、東夷氏蚩尤氏。

    所以,根本的原因,是生產力的發展,導致一些強勢部落不再崇拜炎帝,炎帝沒有了面子,工作就進行不下去。

    伏羲與金天氏時代(距今5500-4800年),是對庖犧與祝融氏時代的回歸,就是又是一個弱肉強食的動物性競爭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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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這個時代,他們庖犧氏內部發生了矛盾,導致朱襄氏與金天氏分道揚鑣,朱襄氏到南方太湖流域去創立良渚文化。

    而趕走了朱襄氏的金天氏,則是一直在走下坡路。

    他們先是丟掉了東北老家,然后又被自己的同族兄弟軒轅氏黃帝打敗,成為了山東地區的一個地方政權。

    軒轅氏黃帝打敗金天氏之后,就開創了軒轅黃帝與五帝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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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代(距今4800-4100年),又是對女媧與神農氏時代的回歸。

    不過,回歸之中,又有發展。

    黃帝不再僅僅是依靠“神權”、依靠面子工作了,他是依靠政權工作,也就是依靠自身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工作。

    他領導眾多弱勢者,以平衡強勢者,你們誰敢不服,就號召大家打誰。

    “神權”相對是軟實力,而政權就相對是硬實力。

    黃帝的工作理念,還是與女媧氏的工作理念是一致的,就是“斷鰲足”,就是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

    而他的具體的政治體制,也就是他的“立四極”,卻和女媧氏的“立四極”不一樣。

    女媧氏的“立四極”,其“四極”就是四大部族。

    四大部族都有自己的主權,炎帝沒有辦法給他們下達命令,只能是憑面子,要他們采納自己的意見。

    這個面子,就是所謂的“神權”。

    黃帝的“立四極”,不是叫“立四極”,而是叫“立四岳”。

    “四岳”不是代表四個部族,而是代表四方事務的管理者。

    “四岳”是由黃帝任命,代表黃帝去管理四方事務的。

    他們沒有自主權,而是服從黃帝、是服從中央的。

    黃帝之“黃”,就是《五行圖》中“土”的顏色,代表“土德之瑞”,意思就是協調、統管“金”、“木”、“水”、“火”四方。

    和神農氏時代經歷了八任炎帝一樣,軒轅黃帝與五帝時代,也是經歷了五任帝王。

    這五任帝王,當然不是由五個具體的人擔任的,而是由五個王族世系擔任的。

    不然的話,五帝時代,從距今4800年到距今4100年,一共700年,五個人能夠活到700歲嗎?

    那么,五個世系,是怎么相互傳承的呢?

    在名義上,是叫作“禪讓”。

    而實質上,則是前任世系的實力不夠,只好讓位給有實力的世系。

    而這個實力不夠,不一定是帝王世系自身衰落了,而是相對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使得有實力的部落增多,帝王世系的實力,就相對彈壓不住人家了。

    所以,帝王世系無力繼續踐行使命,就只好讓賢。

    這個進程的演變,與炎帝時代是差不多的。

    我們只要看黃帝有四妃,顓頊有九嬪,帝嚳又是四妃,這個變化的過程,就知道,這個帝王,是越來越不好做了。

    黃帝有四妃,是意味著他有強大的管控能力,只要抓住四方的四個首要部落,他就能夠讓天下太平。

    顓頊有九嬪,就是表示通過四方,顓頊并不能管控天下,他必須把權力延伸向更下一級的九州,才能夠管控得了天下。

    帝嚳,又回到黃帝的四妃制度上來。

    這是表示,天下的局面,已經不由他們中央帝王掌控了,他的權力,已經到達不了下面的九州。

    所以,到堯帝和舜帝時代,就相當于神農氏時代的哀、克、榆罔時代了。

    堯帝和舜帝,實際上很悲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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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沒有多大的自主性作為的,基本上就是不得不遷就于地方實權派,基本上是成為了地方實權派的傀儡。

    司馬遷的《史記》,把他們兩個,寫得很神明,很偉大。

    但是,他們除了處處聽從“四岳”的“建議”,又獨自做出了哪些具體的英明決斷呢?

    “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這就是他們的能力與決斷嗎?

    這難道不是屈服于強勢者的淫威,而違心地打壓與欺侮弱勢者嗎?

    讓四個“罪犯”部落,去守衛四方,而“天下咸服”。

    這樣的“天下”,如果不滅亡,那么,天理又何在呢?

    所以,內憂必然導致外患。

    只不過是,這時候的外患,就比神農氏末年的那個外患,要嚴重得多了。

    因為,第一,神農氏末年,尚有炎帝榆罔、夸父氏、蚩尤氏這些各部族的硬漢首領,率領所部人馬,與侵略者奮力一搏。

    第二,朱襄氏、金天氏作為庖犧氏部族的后裔,他們的目標是征服,而不是搶劫,所以,他們的進攻手段,是有分寸的。

    而相對神農氏末年的那種形勢來說,五帝時代的末年,就是沒有誰,愿意出來充當神農氏時代的那個炎帝榆罔了,夸父氏和蚩尤氏也沒有。

    所以,最后,就讓“四罪而天下咸服”的、“四罪”之一中的“罪犯”鯀的后裔——禹,來充當這個“榆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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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罪犯”去守衛四方,再讓罪犯的后代,來充當大家的“帝王”。

    社會的腐敗與荒謬,到了如此程度,這難道不是五帝時代末年的內憂嗎?

    那么,五帝時代末年的外患是什么呢?

    五帝時代末年的外患,就是面對北方夏家店下層文化之主人們的進攻。

    而北方夏家店下層文化之主人們,與當年的朱襄氏和金天氏不同。

    他們沒有實力征服中原,也不想征服中原,他們就是想搶劫而已。

    所以,他們的手段,就是殺、殺、殺。

    殺光了,也就搶光了。

    這一段慘絕人寰的歷史,史書上只是以“太康失國”,一筆帶過。

    可是,考古發現,卻讓我們了解到了這個所謂的“太康失國”的真相。

    黃炎培之問,毛澤東之答,回望那寶塔山上的塔檐下,風鈴搖曳

    距今4000年,東北遼西地區的夏家店下層文化興起,如此同時,陜西石峁城被毀棄,中原、山東地區的龍山文化消失,代之而起的,反倒是一種比龍山文化落后得多的岳石文化。

    再過100年,也就是距今3900年,山西陶寺城也被毀棄,中原、山東地區的文化遺址之變化,更是令人觸目驚心。

    整個黃河中、下游地區,人類社會的聚落總數,從1669個,驟降至180個,山東地區全境的聚落總數,從龍山時代的677處,驟減至二里頭時期的44處。

    直到距今3700年左右,二里頭文化興起,歷史,才又重新走上正軌。

    那么,對照這個考古發現,我們,怎么解釋大禹的“涂山會盟”,怎么解釋“太康失國”呢?

    堯帝和舜帝“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這個“羽山”,應該是在現在的東部省份江蘇地區才對。

    大禹“涂山會盟”,這個涂山,一說是在會稽,即現在的浙江紹興柯橋區;二說在濠州,即現在的安徽蚌埠禹會區;大禹,最后是死于浙江會稽山。

    不管怎么說,鯀與禹之世系的地盤,都是遠離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山西晉南地區,是在東方和南方的低洼蠻荒之地。

    他們的子孫少康,是如何跑到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山西晉南地區去“失國”的呢?

    他們在山西晉南地區,建過國嗎?

    真正的事實,可能是面對北方游牧民族的進攻,處在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比帝王世系的勢力還要強大得多的一些強勢部落,自己不愿意抗擊侵略者,卻讓帝王世系獨自去抗擊侵略者。

    結果,沒人愿意當這個帝王了,他們就“擁戴”遠離中原,與這場戰爭互不相干的大禹世系,來充當這個帝王。

    大禹世系勞師遠征,部隊的物資給養,無法從家里帶來。

    這,也許就是五服朝貢制度產生的客觀原因。

    但是,整個社會,已經病入膏肓,即便是強力新政,也避免不了這個每個部落,都在各懷鬼胎的社會之滅亡。

    而所謂的“太康失國”過程中,東夷的有窮氏部落首領后羿,趁太康出去“田獵”之時,領兵攔截了太康的歸路,這恐怕根本就不是什么攔截了太康的歸路,而是攔截了太康前去打仗的去路。

    有窮氏后羿,是山東地方的土著,他們乘著北方游牧民族對中原地區的侵略,而對中原華夏民族實行報復性的追殺與統治。

    太康的所謂外出“田獵”,真實的情況,恐怕就和曹操要與孫權“會獵于吳”一樣,只是一種委婉的說法,其真實的含意,是去救援山西南部受到攻擊的華夏族各部落,是要去打仗,而不是去“外出田獵”。

    只是,他們還沒有趕到戰場,戰場上的華夏族部落,就已經被消滅,而他們,就被有窮氏首領后羿攔截和追殺,他們的部眾,也被后羿所俘虜。

    而后羿和寒浞統治的時期,應該就相當于五帝時代之前的、朱襄氏與金天氏統治中原的時代。

    只是,他們這些部落的文化,遠不能和朱襄氏與金天氏的部族文化相比,所以,他們就很快被太康的孫子少康,所領導的華夏族剩余部眾所打敗。

    所以,真正的夏朝,應該是從少康復國的時候算起。

    只不過是,夏朝的一些政治制度,卻是在大禹父子時代,就借著戰爭的需要,而早早地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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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商、周時代(距今4100-耶穌元前221年),是對五帝時代的回歸,而顯然又和五帝時代,具有很大的區別。

    夏、商、周時代的政治理念,仍然是“斷鰲足”,是削弱強權、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

    而她的政治體制,則是在建立中央政權的基礎上,又建立了中央財權,就是建立了五服朝貢制度。

    這個制度的出現,當然是為了彌補五帝時代、帝王世系的財力不足,不足以對抗強權,不足以維護天下穩定所顯示出的漏洞。

    而伴隨著這個制度的出現,帝王事業,就變成了一項有利可圖的事業,所以,就再也不是只有德行高尚的人,才愿意當帝王了。

    相反,這個時候,就是越厚顏無恥的人,才越愿意當帝王。

    這樣,為了不讓厚顏無恥的人通過各種手段謀求帝王之位,世襲制度,就順理成章地產生了。

    但是,由于“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即便是建立五服朝貢制度,也還是避免不了帝王之家的實力,會落后在某些強勢部落之下。

    特別是一些強勢部落聯起手來對抗帝王之家,則帝王之家,連自保都難,又何以去維護天下的穩定。

    這就是夏、商、周,三代更替的根本原因。

    總的來說,帝王世系的工作目標,就是維護天下穩定,也就是在強勢者與弱勢者的自然競爭中,改變強勢者與弱勢者自然競爭的態勢,而聯合弱勢者,以共同的力量去與強勢者進行競爭,從而維護弱勢者的利益。

    這樣,帝王世系就必然會與強勢者發生沖突。

    所以,神農氏時代的炎帝也好,五帝時代的各代帝王世系也好,還是夏、商、周時代也好,他們每個時代的帝王世系更替的根本原因,就是當時的強勢者崛起,使帝王世系難以聯合弱勢者,難以與強勢者匹敵,只好隱退或被推翻。

    而不論是神農氏末年的外患,還是五帝時代末年的外患,根本的原因,都不是在于外敵的多么強大,而是在于禍起蕭墻,是在于內部強勢者的崛起,使得整個社會被割裂開來,成為了一盤散沙。

    好在,周朝末年,雖然強勢者再度崛起,整個社會再度被割裂開來,成為了一盤散沙,但是,因為當時沒有強大的外敵,于是,秦始皇橫掃六雄、統一中國,建立了一個更為有力的中央政權。

    秦始皇開創了一個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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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新時代(耶穌元前221年-耶穌元后960年),雖然和夏、商、周時代一樣,帝王之家不再那么高尚,但是,出于維護自身利益的需要,帝王之家的政治理念,仍然是要削弱強權、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

    不過,正是由于夏、商、周時代雖然建立起中央財權,卻沒有建立起中央兵權,使得某些地方勢力仍然有實力,與中央帝王之家相抗衡,所以,到秦始皇開創新時代,他就將兵權收歸中央,讓地方勢力不再擁有軍隊。

    這還是得益于生產力的進步,導致農業生產小型化、家庭化,從而,將奴隸變成了農民。

    地方宗族勢力,不再需要用軍隊去鎮壓奴隸們的反抗了,軍隊就成為他們的累贅。

    所以,中央不允許他們養私兵,他們也落得少花錢。

    倒是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員,他們軍政分開,就再也沒有辦法掌握地方實權,就沒有辦法與中央叫板了。

    雖然秦朝因為制度不完善,很快被復辟勢力推翻,但是,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夏、商、周時代的政治體制,一去不復返了,劉邦建立漢朝,進一步完善了秦始皇所開創的軍政分開的郡縣制政治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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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沒有了私人軍隊,卻仍然有強勢者和弱勢者,仍然有強勢者和弱勢者的自然競爭。

    而面對朝廷掌握著軍隊的這種局面,秦漢時代的強勢者,卻不需要利用軍隊去與弱勢者競爭,他們只要背靠政權,用錢、用權去與弱勢者競爭,就可以了。

    而由于官員任命制度的漏洞,導致政權被逐步操控在門閥士族的手中,皇帝即使知道社會的弊政是出在哪里,也是無能為力。

    所以,先是皇帝被門閥士族架空,失去權力,然后,是強勢者與弱勢者的自然競爭。

    當強勢者與弱勢者之間,再無競爭時,強勢者內部的競爭,就開始。

    狗咬狗,這一群狗,就必然要滅亡了。

    只是,是由內憂導致外患而滅亡呢?還是沒有外患自己直接滅亡呢?

    西漢和東漢,三國時代,是沒有外患,自己直接滅亡;西晉和東晉、南北朝,就是外患導致滅亡了。

    隋唐,名義上是漢族政權,實際上,卻是和朱襄氏、金天氏時代以及大禹時代一樣,是一個被胡人入侵后的過渡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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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過渡時代,一方面沿著秦漢發展的歷史軌跡前進,改革了秦漢時代的弊政,也就是改革了關于官員任命制度的察舉制和九品中正制,實現了科舉制選拔官員的官員任命制度;另一方面,她又數典忘祖,忘記了秦漢以來,為什么要改革周朝的封建制為郡縣制。

    唐朝大量地使用節度使制度。

    而這個節度使制度,等于是對周朝封建制度的復辟,是重走周朝春秋戰國時代的老路。

    正是這個節度使制度,導致了唐朝的滅亡。

    所以,唐朝滅亡,實際上是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后遺癥爆發,是胡人漢化、漢人胡化所導致的必然結果。

    也就是說,隋唐政權,人是漢族人,魂是胡族魂,這兩個政權,是在由漢族人代表胡人,統治中原。

    宋元明清民時代(耶穌元后960年-耶穌元后1949年),帝王之家的政治理念,當然是繼續延續過往時代的政治理念,仍然是要削弱強權、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

    黃炎培之問,毛澤東之答,回望那寶塔山上的塔檐下,風鈴搖曳

    然而,這個時代的帝王們,整體上比以往時代的帝王們,更加悲催了。

    因為,他們就像五帝時代的堯帝和舜帝,決定權,根本就不能夠掌握在他們自己的手里。

    這是什么原因呢?

    這就是由于,這時候的社會生產力,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發展的直接推動力。

    但是,生產力的發展,往往不是幫助帝王維護天下的穩定,相反,它是幫助社會的強勢者發展,從而加劇社會的競爭,讓適應了舊形勢的老帝王,適應不了新形勢,不得不禪位下臺,甚至是直接被推翻。

    自從農業社會產生以來,從神農氏炎帝,到唐朝滅亡,每一個時代的變化,每一個帝王的進退,無不是生產力發展,導致社會力量的對比,發生變化的結果。

    這其中,尤以春秋戰國時代的生產力發展變化最大,從而導致社會力量的對比也變化最大。

    春秋戰國時代鐵器工具的產生,直接將部落性大農業生產,或奴隸性大農業生產,推向了家庭化小農業生產,這導致了奴隸主階級和奴隸階級的消失,導致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產生。

    而隨著奴隸主階級和奴隸階級的消失,直接壓迫奴隸們勞動的軍隊,也就消失,社會上,就只有由帝王所掌握的朝廷軍隊了,這對鞏固帝王的權力與地位,似乎是一個極大的利好。

    但是,生產力的發展,是支持直接掌握新的生產力的人,而不是支持帝王。

    這個本質,并沒有改變。

    所以,當帝王以為掌握了軍隊,就掌握了一切時,他發現,他的政權,被門閥士族、被社會的強勢者,以強大的財力給搶奪去了。

    沒有了政權,帝王,還是一個空架子,還是免不了作為傀儡的命運。

    而好不容易通過科舉制改革,消滅了門閥士族,以為政權,這一下會牢牢地掌握在帝王的手中時,帝王們,又想錯了。

    他們發現,通過科舉制選拔出來的官僚集團,固然不再能夠形成門閥士族,他們卻依然不是帝王手中的打手,反倒是別人手中的打手,專門來抽打帝王,和帝王作對。

    官僚集團,成為了工商業主階級的打手,他們代表工商業主,攫取了政權,從而利用政權,挾制皇權。

    兩漢以及魏晉南北朝政治局勢的發展,歸根到底,還是由生產力的發展推動的。

    那么,到了宋朝趙匡胤黃袍加身的時候,生產力的發展,到了一個什么樣的狀態呢?

    由于中原地區連年戰亂,農業生產難以為繼,倒是南方地區的戰爭稀少,農業生產倒還比中原地區更加發達。

    而另外一個縱向性的歷史發展之變化就是,南方地區農業生產的發展,使得工商業生產的發展,有了充分的基礎。

    到了宋朝,社會的工商業生產的價值,遠遠超出了農業生產的價值。

    黃炎培之問,毛澤東之答,回望那寶塔山上的塔檐下,風鈴搖曳

    熙寧10年,北宋的財賦總收入,共7070萬貫,其中,農業的兩稅2162萬貫,占30%,工商稅4911萬貫,占70%。

    這個數字說明,北宋的社會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新興的工商業生產,相對傳統的農業生產,在國民生產中占據了優勢地位。

    由此而導致的政治形勢上的變化,是什么呢?

    就是,這時候的社會矛盾,不再是地主階級內部,大地主階級與小地主階級的矛盾;不再是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矛盾,而是工商業階級與農民地主階級的矛盾。

    其中,社會的強勢者,是工商業主階級;社會的弱勢者,是農民地主階級。

    宋朝社會的內憂,是工商業主階級大量兼并農民地主階級的土地。

    而宋朝社會的外患,就是北方純地主階級政權、甚至是游牧民族政權,對于宋朝的壓迫。

    在這個內憂外患中,宋朝的工商業主階級,就一再地充當著宋朝社會的掘墓人。

    內憂方面就不必說了,在外患方面,出于各自生產的需要,工商業主階級對待戰爭的態度,是怎樣的呢?農民地主階級對待戰爭的態度,是怎樣的呢?

    工商業主階級,是做一天工作,就有一天的收入;一天不做,一天就沒有收入,而如果工作時斷時續,手下的工人階級就沒法活,工商業主,就難以與自己的熟練工人,建立起穩固的勞務關系。

    所以,工商業主階級,是怕打仗的、是反對戰爭的。

    他們寧愿花錢買平安。

    相反,農民地主階級,雖然也不愿打仗,但是,面對不得不打的戰爭,他們倒是希望一戰定乾坤,他們倒是希望以戰止戰。

    所以,在被迫的對外戰爭中,工商業階級主和,農民地主階級主戰。

    但是,宋朝社會的強勢者,是工商業主階級。

    這就是宋朝社會富而不強的根本原因,這也是宋朝社會主和派、投降派一直占上風的根本原因。

    黃炎培之問,毛澤東之答,回望那寶塔山上的塔檐下,風鈴搖曳

    岳飛等主戰派,代表的是農民地主階級的利益。

    秦檜等主和派與投降派,代表的是工商業主階級的利益。

    而宋朝皇帝,從他們本身的利益角度來講,他們應該是主戰的,應該是站在農民地主階級的一邊的。

    但是,無奈,打仗需要錢。

    而農民地主階級,空有一身熱血,沒有錢。

    工商業主階級,有大把的錢,他們卻寧愿把錢送給敵人,也不愿打仗。

    宋朝皇帝,能奈之若何?

    在由工商業主階級支持的官僚集團面前,宋朝皇帝,不過是一個個的傀儡而已。

    他們沒有辦法,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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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政權被推翻之后,明朝皇帝,痛定思痛,就改變宋朝農商并舉的政策,重新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

    但是,這是逆歷史的潮流而動,這是螳臂擋車,這是揚湯止沸。

    明朝皇帝和他們的幕僚們,沒有看到工商業生產必然興盛的歷史趨勢,及其根本的原因,所以,他們就找不到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辦法。

    所以,明朝皇帝,沒有治好宋朝社會留下來的病,他們也就避免不了舊病復發,避免不了重蹈宋朝社會之覆轍的命運。

    元朝和清朝,是由兩個落后民族建立的政權,相對先進的漢族政權都搞不定的事情,他們,當然就是更加難以搞定了。

    所以,這個工商業生產者與農業生產者之間的矛盾,最終,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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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產黨,是在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方針下,通過工商業生產公私合營,通過農業生產公社化經營,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來化解工商業生產者與農業生產者之間的矛盾,從而推動歷史前進,使中國社會,由一個半工半農的社會,順利地轉變為一個工業化社會的。

    然而,解決一個舊的矛盾,就又迎來一個新的矛盾,這是世界發展的必然規律。

    當社會進入全新的局面之后,新的矛盾隨即發生。

    這個矛盾,從本質上講,就是規模化工商業生產者,與小工商業生產者之間的矛盾,就是資本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

    而在這個本質矛盾的基礎上,由于中國共產黨,不同于以往的帝王之家,他們的知識與精神境界,與以往的帝王之家不可同日而語,他們未卜先知到了這個本質矛盾的到來,所以,他們提前做好了應對之策。

    這個應對之策就是,國有經濟占主導地位,和宏觀調控、微觀搞活。

    所謂國有經濟占主導地位,就是限制了強勢的規模化工商業生產者無限做大、與小工商業生產者發生贏者通吃的惡性競爭;同時,國有經濟占主導地位,還保障了社會的最底層者——無產階級,有了國家財政扶助的這個生存的底線,從而避免了社會的政治性崩盤。

    而宏觀調控,微觀搞活,更是從技術的角度,來避免強勢者與弱勢者之間的惡性競爭,確保社會生產,在和諧、有效的情況下進行。

    當然,中國共產黨的這種高端化,就是新時代的強勢者們的悲劇。

    新時代的強勢者們,被設置了障礙,困住了手腳,他們再也不能像以往的強勢者那樣,盡情地去與弱勢者們競爭,從而既無法滿足財富上的追求,更無法滿足精神上的追求。

    至于說他們和宋朝、明朝的強勢者,利用官僚集團,去挾制皇帝,與皇帝分庭抗禮一樣,去利用共產黨的官員,挖共產黨的墻角,與共產黨分庭抗禮,這個風險,就更大了。

    所以,在國內生活怎么都不如意的情況下,既然這里不適應我,我,就只好到適應我的地方去。

    黃炎培之問,毛澤東之答,回望那寶塔山上的塔檐下,風鈴搖曳

    這大概就是,當今中國的一些“成功人士”、“高級華人”們,都向往國外的根本原因。

    當然,也有一些“成功人士”、“高級華人”,不甘心,他們即便是出去了,也還是要折回來。

    他們千方百計地想讓中國這個地方,再次成為他們強勢者的樂土,成為他們強勢者大展拳腳的舞臺。

    而他們的這種決心,當然會受到國際上一些反共勢力的歡迎。

    國際上的一些反共勢力,會對他們贊賞有加,會給他們很高的“禮遇”,甚至會與他們緊密合作。

    那么,面對這種局面,我們就有必要,重新回想當年延安寶塔山下的黃炎培先生之問,和毛澤東主席之答了。

    黃炎培先生,說他看到了一個周期律,那么,他了解這個周期律的來源嗎?

    正像《五行圖》就是一個周期律,而《五行圖》是與《太極圖》配套的。

    《五行圖》的周期律,其實是來自于《太極圖》的對立統一之模式。

    黃炎培之問,毛澤東之答,回望那寶塔山上的塔檐下,風鈴搖曳

    其中:

    《五行圖》中的金,就相當于《太極圖》中的陽魚之眼;

    《五行圖》中的水,就相當于《太極圖》中的陽魚之體;

    《五行圖》中的木,就相當于《太極圖》中的陰魚之眼;

    《五行圖》中的火,就相當于《太極圖》中的陰魚之體;

    《五行圖》中的土,就相當于《太極圖》中由陰陽魚合抱而成的一個對立統一體。

    用我們現在的哲學語言來說:

    魚眼或者金、木,屬于形而上,是一種慣性、是一種精神、是一種規則。

    魚體或者水、火,屬于形而下,是一種本體、是一種載體、是一種秩序。

    土,就是對立統一的結構與結果。它既是一種慣性、一種精神、一種規則;也是一種本體、一種載體、一種秩序;它是對金、水與木、火的協調。

    很明顯,在這個對立統一關系中,有強勢者,有弱勢者。

    如果強勢者與弱勢者能夠協調好關系,則這個對立統一關系,能夠存在。

    強勢者也能夠存在,弱勢者也能夠存在。

    如果強勢者與弱勢者不能夠協調好關系,則這個對立統一關系,就不能夠存在。

    強勢者與弱勢者,就要各自努力,尋找自己新的存在方式了。

    黃炎培之問,毛澤東之答,回望那寶塔山上的塔檐下,風鈴搖曳

    就像食肉動物和食草動物,他們看似是對立的,其實,也是統一的。

    如果因為某種因素,肉食動物突然膨脹,大肆獵捕草食動物,打破了食物鏈的平衡,則固然是草食動物要遭逢劫難,這個后果,肉食動物們,怕也同樣是承受不起。

    沒有了草食動物,那么,那些肉食動物,以后去吃什么呢?

    它們都像大熊貓一樣,去吃竹子嗎?

    可是,這個轉變,是艱難的。

    大概有很多肉食動物,不待轉變過來,就都先餓死了。

    還有,如果因為某種因素,肉食動物突然全部死光,那么,草食動物必然暴漲,而暴漲的后果,又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都沒有草吃了,大家都要餓死。

    所以,雖然弱肉強食,是一種自然法則,但是,自然法則,她也有一種自然的協調能力,能夠讓強弱雙方保持平衡。

    但是,依靠自然法則,去實現對立統一關系的平衡,這是一種低級的平衡,這是沒有把主動權掌握在對立統一雙方之自己手中的平衡。

    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一種高級的平衡,就是對立統一關系的各方,依靠各方相互組織起來的中樞結構,來實現這個關系內部的主動協調,從而建立起一種高級的內在平衡。

    黃炎培之問,毛澤東之答,回望那寶塔山上的塔檐下,風鈴搖曳

    就像人或者動物,都有大腦,這個大腦,就是一個中樞結構,它能夠充分地協調人或者動物體內的各個系統結構,使動物體內保持平衡。

    這是一種高級的對立統一,也是一種高級的平衡。

    這種高級的對立統一,我們的古人,就用《洛書》來表達。

    黃炎培之問,毛澤東之答,回望那寶塔山上的塔檐下,風鈴搖曳

    《洛書》和《河圖》一樣,也是一個象數圖。

    而《河圖》是表達周期律,是表達運動形式的。

    那么,《洛書》呢,它就是與《河圖》配套的,它就是表達承載《河圖》那種周期律的對立統一之模式的。

    只是,這個對立統一之模式,比《太極圖》所表達的那個對立統一之模式要高級。

    黃炎培之問,毛澤東之答,回望那寶塔山上的塔檐下,風鈴搖曳

    雞蛋是一個實體性的圓,它先天性地創造了一個圓體形的防御范圍。

    《太極圖》就像是一只雞蛋,她也是一個實體性的圓,那個圓就是她的防御范圍。

    黃炎培之問,毛澤東之答,回望那寶塔山上的塔檐下,風鈴搖曳

    母雞本身不是一個圓體,但是,它依靠它的大腦,后天性地創造出一個隨機應變的類似于圓形的防御范圍。

    《洛書》因為中央有陽五,所以,陽五與周圍各數,組成一個四維四正皆合于十五的圓,也是一個隨機應變的類似于圓形的防御范圍。

    《洛書》就像是一只母雞,她本身不是一個圓體,但是,她依靠陽五的協調,而形成一個隨機應變的類似于圓形的防御范圍。

    《太極圖》,是表達一只雞蛋的對立統一之模式;《洛書》,是表達一只母雞的對立統一之模式。

    雞蛋沒有大腦,而母雞有大腦,所以,雞蛋是原始事物,母雞是高級事物。

    《太極圖》沒有中樞性主導結構,就像雞蛋沒有大腦,《洛書》有中樞性主導結構陽五,就像母雞有大腦。

    所以,《太極圖》表達原始事物的存在模式;《洛書》表達高級事物的存在模式。

    《洛書》中,實際上是有兩個小《太極圖》,分別就是陰八帶領陽一、與陰六帶領陽三的對立統一;和陰四帶領陽七、與陰二帶領陽九的對立統一。

    兩個小《太極圖》再對立統一,就組成一個大《太極圖》了。

    這樣,結構復雜了,就形成了一個中樞主導結構——中央的陽五了。

    陰八、陰六、陰四、陰二,分別是四種慣性、精神、規則;陽一、陽三、陽七、陽九分別與它們對應,是它們的本體、載體、秩序。

    陽五,就是建立在四種慣性、精神、規則,和本體、載體、秩序之上的中樞性主導結構,它是一種新的慣性、精神、規則,和本體、載體、秩序。

    有了陽五,有了大腦,《洛書》所代表的事物,就是一個高級事物了。

    那么,我們人類,在自然界中,算是低級事物呢?還是高級事物呢?

    我們人類社會的結構,應該是有如《太極圖》呢?還是有如《洛書》呢?

    我們人類社會的結構,應該是有如《洛書》的。

    只是,我們人類社會中的很多人,還沒有進化成人。

    我們人類社會的許多人,還是屬于動物。

    人與動物的區別是什么呢?

    動物就是順應自然、隨波逐流的,就是只憑本能做事的,就是不具有主觀能動性,不具有自我調控能力的。

    而人類就不是順應自然,而是要掌握自然;人類不是隨波逐流,而是要乘風破浪;人類不是憑本能做事,而是具有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具有高瞻遠矚的自我調控能力。

    但是,在人與人之間的對立統一關系中,我們有多少人,能夠表現得像一個人呢?

    人類社會,有強勢者、有弱勢者,就像自然界有肉食動物、有草食動物。

    肉食動物與草食動物的關系,不是靠它們自己調節的,而是靠自然環境調節的。

    人類社會的強勢者和弱勢者,首先是靠生產力來調節的。

    誰掌握了先進的生產力,誰就是強勢者;誰不掌握先進的生產力,誰就是弱勢者。

    那么,生產力這種調節因素,是一種什么性質的調節因素呢?

    它是屬于《洛書》外圍的不可知因素呢?還是屬于《洛書》中央的陽五呢?

    很顯然,生產力是屬于《洛書》外圍的不可知因素,也就是屬于環境因素。

    而人類社會的政府,才是《洛書》中央的陽五,才是人類社會的中樞性主導結構,才是人類社會的自我調控能力的代表。

    但是,政府是由人組成的,組成政府的人,具有什么樣的品質,則這個政府,就有什么樣的品質。

    而要分析人類社會中的各色人等,具有什么樣的品質,我們不妨看看《八卦圖》。

    黃炎培之問,毛澤東之答,回望那寶塔山上的塔檐下,風鈴搖曳

    《八卦圖》是由《太極圖》《五行圖》《洛書》《河圖》綜合而成的一種表達模式。

    她里面的每一個單卦,都有上、中、下三爻,分為天、地、人三才。

    這上、中、下三爻,顯然就是表示強勢者、協調者、弱勢者三方。

    但是,古人對于這強勢者、弱勢者、協調者三方的稱呼,很有意思。

    居于上位的,顯然是強勢者。

    但是,居于上位者,有人的智慧嗎?

    沒有,盡管它居于上位,它只不過是像“天”一樣,是一種自然性的力量而已。

    居于下位的,顯然是弱勢者。

    那么,居于下位者,有人的智慧嗎?

    沒有,雖然它居于下位,它只不過是像“地”一樣,是一種自然性的力量而已。

    只有居于中位的協調者,它才像人,才具有人的主觀能動性,才能夠掌握自然,而不是順應自然;才能夠乘風破浪,而不是隨波逐流。

    強勢者,就像肉食動物,而肉食動物,往往喜歡孤獨。

    孤獨就代表自由,就代表“自我優先”。

    黃炎培之問,毛澤東之答,回望那寶塔山上的塔檐下,風鈴搖曳

    弱勢者,就像是草食動物,而草食動物,就往往喜歡群居。

    群居就代表約束,就代表“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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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調者,它是喜歡群居的,也就是喜歡約束的。

    也就是說,協調者喜歡“命運共同體”。

    那么,協調者,是弱勢者嗎?

    協調者,絕對不是弱勢者。

    弱勢者,哪來的能力去進行協調?

    你沒有征服強勢者的能力,強勢者會接受你的協調嗎?

    所以,協調者,肯定是強勢者。

    只是,它比強勢者,更加上升了一個層次。

    黃炎培之問,毛澤東之答,回望那寶塔山上的塔檐下,風鈴搖曳

    他超越了強勢者的自然性,而成為了一個具有自我調控能力的超凡脫俗者。

    所以,協調者,才是人。

    這就是《八卦圖》中,天、地、人三才的含意。

    所以,這個社會中,自稱為人的人,有不少。

    而真正稱得上是人的人,有多少呢?

    過去的女媧氏、炎帝、黃帝,他們,才是真正的人。

    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才是真正的人。

    這個社會的強勢者和弱勢者,都還需要修煉,都還需要讓自己更進一步。

    再來回答黃炎培之問,人類社會,怎么才能夠打破周期律呢?

    毛澤東主席說,依靠民主,依靠人民來監督政府,依靠人人起來負責。

    其實,這個民主的最終實現,一方面,是靠人類社會的外在條件之改善,依靠生產力的進步;二方面,還是靠人類自身的修為、境界的提高。

    “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

    只有社會上的每個人,都成為舜堯,民主,才能夠真正實現;黃炎培先生所看到的周期律,才能夠最終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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